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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一个人不同阶段的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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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0 1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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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孙中山倡导排满革命，特别是到了1900年义和团战争之后，清廷在内外压力下，开始新政，继而开始预备立宪。革命与改良由此开始处于竞争态势：革命进入了顺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廷主导的政治改良陷入了泥潭；而当改良进入了坦途，革命可能就陷入了低谷。这种跷跷板的政治现象对于绝大多数略怀政治情怀的青年读书人来说，或许昨天还是一个革命党人，今天却因认同了清廷的政治改良而转变；明天又因为发现清廷的政治改良不彻底不真诚，又放弃了改良而投身革命。

对于这些现象，那一代亲历其事的人多能理解，并不会从政治操守上评价这种摇摆或跟风，一是大家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大家的认识都差不多，革命既不绝对，也非唯一。当改良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具有成功的希望时，人们没有必要一定与清廷撕破脸皮，一定要推翻清廷。大家都希望国家进步，也都希望国家既能取得进步，又尽量不要发生流血牺牲，特别是大规模流血冲突。所以只要清廷表现出一点改革诚意，先前那些激进的革命者，甚至非常激进的革命者也会放弃革命回归社会主流，参与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这种从革命向改良大规模回流的现象主要发生在1906年之后，像先前极端激进的刘师培夫妇和章太炎、宋教仁等都曾有过或多或少的表现。刘师培夫妇公开投向清廷，充当了“朝廷的鹰犬”。这样表述当然是一种“革命话语”，主要是革命党方面一部分人的反应，并不足以代表当时的社会共识。

因为在革命党中，除了极端或者无法回归主流社会的几个领袖外，大家都曾做过类似尝试，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人生苦短，所以并没有什么人一定与人过不去。只是到革命成功之后，到了革命成为一种绝对价值观之后，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特别是从革命摇摆回改良，再摇摆到反革命的人，才开始成为嘲讽的对象，人们对于这些人为什么从革命转向改良，为什么最后转为反革命也就不太理解，而且越来越不理解，觉得这些转向就是后退，就是不可思议。

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江苏进入明代之后一直处在上升通道，吸引了不少人才，造就了一些文化世家。江苏仪征的刘氏大家族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从刘文淇开始，至刘师培结束，一个家族四代人共守一部儒家经典，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去注释、去解读。

刘氏家族的曾祖刘文淇主要活跃在嘉庆、道光年间，学通群经，尤精《左传》，与刘宝楠齐名，有“扬州二刘”之誉，在有清一代《左传》学上享有奠基者的地位。

刘师培

刘文淇《左传》学传其子刘毓崧，刘毓崧在刘文淇学术成就基础上又有很大推进，学术规模也稍有扩大，不独传《左传》，且扩展至《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等方面。

刘毓崧是刘师培的祖父，刘毓崧之学传其子刘寿曾、刘贵曾。刘寿曾为刘师培伯父，刘贵曾是刘师培的父亲。刘寿曾、刘贵曾坚守家学传统，对祖辈、父辈未完之稿格外用功，他们兄弟二人接着刘文淇《左氏春秋长编》继续工作，参照他的思路，加以推展，有所发明有所推动。至刘师培，仪征刘氏家族至少有四代人恪守乾嘉汉学传统，向着一部《春秋左氏传》用功，这不仅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也是许多文化世家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几代人倾情于一部书，一代又一代地在这部经典的注释、理解、阐释上下功夫。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仪征刘氏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很难弄明白《左传》中的人和事。

比较充裕的经济状况，诗书传家的家族遗传，使刘师培获得了其他人很难得到的教育环境。刘师培自幼饱读诗书，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再加上他自幼聪颖，善读书会读书，有着非常人所具有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因而自然被他这样的文化家族视为学术上的传人，自然希望他能像祖辈一样，在传统道路上步步登高，捷报连传，中秀才，得举人，成进士，点状元，或成为王者师、人上人，光宗耀祖；或继续传承家学，将几代人坚守的《左传》学发扬光大，在学术史上增添浓厚的一笔。

然而，少年天才并不一定将来必然有成就，科场上最初几步的顺利并不意味着步步顺利，这样的故事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越来越规范的时候经常发生。不幸的是，这样的故事也在少年刘师培身上重演。1901年，刘师培顺利考中秀才，那一年他刚刚十八岁。第二年，刘师培又一鼓作气考中了举人。这是一个好兆头，所以刘师培在第三年信心满满准备梅开三度，成进士，然后点状元，还能赶上科举制度的末班车。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刘师培在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名落孙山。

科举考试自清中叶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到了1898年政治变革时，已有一种替换性的改革思路。清廷原本就准备以新教育的充分发展取代以科举考试为主的旧教育模式，所以到了1901年《辛丑条约》达成，科举制度其实已成强弩之末，科举取士在有办法、有真才实学的青年眼里已经不再那么崇高，不再那么神圣。许多有志青年早都看到未来出路不在科举正途，新时代需要新知识，需要海外经历和留学背景，所以在1898年之后，特别是到了1901年打开了自费留学之门后，许多家境较好的知识青年已不再将科举考试作为唯一选择，考上了固然好，考不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让家里拿笔钱，去国外特别是去东洋留学就是了。因此当刘师培1903年考场失手后，他并没有像旧时代举子那样心灰意冷，他学会了选择，学会了放弃——放弃家族长者对他的期待，放弃继续沿着中进士点翰林这条老路亦步亦趋，而是要像时代青年一样，走出一条不同于往昔的新路。

形势比人强。学会放弃的刘师培并没有像其他失意学子闷闷不乐整天焦虑，而是在归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拜师访友，经徐州，至扬州，又到镇江、南京，先后拜访缪荃孙、杨文会，在上海意外结识章太炎、章士钊等学问好思想新且具有反清思想的革命志士，刘师培的人生道路由此发生根本改变。

那一年，章太炎三十四岁，刘师培不到二十岁。章太炎出自杭州诂经精舍，是东南大儒俞樾的门人，因老师的关系，章太炎与东南知识界大佬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再加上其性格直率，脾气怪异，所以在知识界和政界也招惹了不少是非。章太炎先是看上张之洞、李鸿章等政治强人，以为依附于他们一定能够获得重用，有机会施展政治抱负，不料接触之后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勾肩搭背开始，到不欢而散结束。在学界，章太炎与具有维新思想倾向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原本都是同志，志同道合，互通声息，不料一句不合，大打出手，不惜冲突、不惜决裂。只是到了1898年政治巨变后，康、梁流亡，章太炎又与他们惺惺相惜，稍有往来。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当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因清廷在一系列问题上连连失误再度高涨后，章太炎的反清主义情绪再度激昂，与一批激进的职业革命家躲在租界里闹革命，反体制、反政府。原本就对现实稍有不满的年轻学子刘师培在科举考试失利的背景下遇到这些职业革命家，受其感染，刘师培没有不加入的道理，他毅然成为最极端、最激进的革命党人之一。

也是在1903年，章太炎、邹容等一批激进的反清主义者因在章士钊主编的《苏报》上发表反清文章而被巡捕房抓捕。在清廷的施压下，标榜言论自由的租界当局不得不屈从于压力，将章太炎、邹容判处时间不等的处刑。面对如此政治高压，年轻的刘师培没有退缩，反而因此走上更加激烈的反抗征途。这一年，刘师培与爱国学社蔡元培、叶瀚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创刊并主编《俄事警闻》，竭尽全力反对沙皇俄国对东三省的占领，反对俄国政府拒不从东三省撤走自己的军队。

东三省因俄国人的占领成为那时国际危机的触发点，成为东北亚变局中的导火索。日本的介入加剧了这种可能性，所以刘师培等人很快就意识到，日俄两国必将为东三省的未来归属而不惜开战。他们建议，中国应该乘着日俄开战的机会帮助日本对抗俄国，他们不仅就此进行舆论宣传，而且号召青年组织义勇军，准备开赴前线，帮助日本军队去打败俄国。不久，《俄事警闻》更名《警钟日报》，刘师培等人在章太炎、邹容坐牢之后隐然将《警钟日报》作为《苏报》的精神继承人，反清革命的思想更加激烈，并终于踏上激进主义的不归路，更名“光汉”以显示与满洲人不两立的政治立场。

刘师培这拨人的政治见解与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觉醒有关联、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孙中山自从1894年起就不再相信清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诚意。孙中山强调，中国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驱逐鞑虏，将这些满洲人赶回老家，光复中华，重建汉民族的国家。光复汉族，是刘师培的思想基础，但是刘师培毕竟来自仪征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家族，几代人在清朝为官、从政、从学，他反清的同时也革命，但他的反清革命与孙中山还是有点不同。刘师培这些人主要基于对清廷为什么不改革的愤恨，是期望以自己的革命去唤醒清廷，是基于清廷在1901年新政诏书后光说不练，因而起来闹革命，明明白白地期望用外部力量倒逼清廷尽快改革。特别是在东三省危机发生后，刘师培对清廷对沙俄的让步存在一种莫名的愤恨。当然，这种愤恨还是一种忠诚，还是期待清廷去改革，而不是孙中山等绝对的反清主义者，利用一切政治危机推动革命，推动推翻清廷的政治进程。这就是刘师培等人与孙中山革命党的最大区别。

到了1904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刘师培的反清革命思想更加激进，他先是参加蔡元培等人发起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拥戴正在西牢服刑的章太炎为精神领袖，加入光复会；随后参与陈独秀发起的岳王会，且身体力行，和他的新婚妻子何震等一起参与暗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行动，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成为“激烈派第一人”。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5年在东京成立后，革命形势一度高涨，国内外革命志士以东京为圣地，络绎不绝来到东京，参与革命。在这个大背景下，刘师培夫妇也来到这里，参与同盟会的工作，并很快成为《民报》比较重要的撰稿人。

在《民报》的日子里，刘师培发表了一组有思想深度、有学术力度的革命文章，既有时代感，体现了革命党人浓厚的时代气息，又有书卷气，与章太炎等人一起为革命党人的文化素养加分，充分展示了革命党在传统文化素养、现代文化诉求方面丝毫不弱于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证明革命党并非一批草莽英雄，而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群人。刘师培为《民报》和革命党加分，这个时期也是刘师培一生中最光彩的华章，他的学识见识获得了充分展示。

刚到东京的时候，或许因为年轻，刘师培和何震的思想并不太成熟，他们在宣传革命的同时，也很快被眼花缭乱的各种新思想所迷惑、所吸引。特别是充满魔力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最合乎偏激状态的刘师培与何震，他们在那里很快就从激进的反清主义者转变为虚无党人，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随后，何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夫妇俩又与人合作创办了一家“社会主义讲习所”，昌言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权，由此极大扩展了他们在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中的影响力，甚至连章太炎、张继这些比较成熟的革命党也不知不觉地认为刘师培等人鼓吹的无政府主义有道理和有用场。

实事求是地说，刘师培夫妇此时所信奉、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其实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杂烩，他们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理论上的区分和辨析，他们只是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反传统，都比较激进，因而也就一锅煮地将之引进中国，期待这些理论能够帮助中国人改变现实，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刘师培夫妇极端激进的政治思想如果从大背景来说，当然还是与他们先前认同的清廷政治上不改革、不进步密切相关，因而他们激进思想的基础并不牢靠。换言之，他们是因为清廷不改革、不进步而闹革命，那么，一旦清廷改革了、进步了，还能指望他们像孙中山、黄兴那样继续坚定不移地反清、反体制，继续坚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吗？这就是刘师培夫妇思想之所以在后来发生转变的关键点。

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清廷也不是没有觉察，所谓1905年亚洲觉醒并不单指革命党人的大集合，其实也有统治者的觉醒和行动。日俄战争结束后，清廷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由此也就开始了政治变革，先是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东西洋各国宪政，紧接着郑重宣布预备立宪，发誓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入一个完整意义的宪政轨道。

清廷的政治改革宣布当然是因为内外交困，不过如果从晚清数十年政治发展脉络说，清廷走上这条宪政的路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是先前政治变动的必然结果，所以清廷的宣示不仅赢得了国内外立宪党人和改良主义者的欢迎，而且也使各立宪国家、民主国家对清廷改变了看法，由先前的不太协调变为相对比较协调的情形，因而也就对清廷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对于反体制、反政府的革命党则给予更多的限制或遏制。

我们过去说以同盟会为主导的中国革命在1906年之后逐步进入高潮，其表征就是武装暴动不断发生。这个说法放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思索，好像武装暴动不断发生，不是革命高潮，而是恰恰映射出革命遇到了极大困难，不得不奋起反抗。

从这个大背景去观察，由于清廷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先前那些反对清廷的各种政治力量逐步瓦解，许多人在经历了革命与改良的辩论后，还是大致认同了一种最经济的进步手段，还是认同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的改良进程，他们开始向主流社会回归。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后依然在东三省开发等问题上有求于中国，而清廷重启政治变革程序也为日本与清廷重建友好关系提供了某种可能，所以清廷也趁着这个机会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政府对流亡在那里的中国革命党人严加管束，对于那些以反清政府为基本诉求的革命刊物予以查禁。

对于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当然并没有完全接受，但革命党人确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日子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由，内部矛盾日趋尖锐，错综复杂。比如之前比较坚定的反清主义者章太炎在苏曼殊等人的鼓动下心灰意冷，准备出家为僧，西天取经，到印度当和尚，学梵文，译佛经，并通过各种关系将这一梦想付诸实现。由此不难感觉革命将成为一个过去式。

章太炎等人这些比较消极的想法无疑是因清廷启动预备立宪而引起的，只是当事人当时不太明白而已。这个时间就在1907年秋天前后，即预备立宪已被国内外广泛接受的时候。此时受到这个压力的当然不止章、苏等少数人，何震、刘师培等流亡在海外的革命党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对未来出路略有考虑。

根据苏曼殊的说法，刘师培准备于1908年春天从日本返回上海，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到合适的事情做，因为革命遇到了困难，他们全家在日本的生活都遇到了问题，况且刘师培的老母亲刘老太太实在不能习惯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

1908年，刘师培（右四）、何震（右二）与柳亚子、苏曼殊在上海合影

基于这些原因，刘师培夫妇在1907年秋天决定由精明灵活的何震先回国看看，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与当局接上关系，探讨回国工作的可能性。很显然，刘师培夫妇敢于回国，敢于找清廷有关方面进行探讨，主要是因为清廷的政策也在调整，预备立宪即便没有全民和解的前提，清廷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加重对这些前革命党人的处罚。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刘氏夫妇相信自己在日本没有作恶，他们是参加了革命，但那也是出于爱国热忱，况且他们只是一般性的参加，还算不上革命党的首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师培夫妇在1907年之后想着回国，想着回归主流社会，参加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不仅没有错，而且合乎大势和潮流。

从后世眼光看前代，人们总容易认为革命与改良誓不两立，有革命而无改良，有改良而无革命。这个看法只是今人的一个观察，并不代表历史事实。事实上，那时的人们对革命与改良并没有明显的分际，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非此即彼，革命与改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就是一盆糨糊，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国家好，希望社会进步，期待朝廷能够领导大家往前走。所以从这个视角观察回归主流社会的革命党人，他们放弃革命，或者不放弃革命而转向改良，都是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后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清廷准备进行的预备立宪给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民主政治路线图，在那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最好选择，所以回归主流社会参与预备立宪的人并不是革命党中的少数。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清廷飘飘然觉得此次预备立宪赢得了国人与世界的信任，因而自负的清廷在那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大赦天下，赦免孙中山、黄兴，以及一切从事过反朝廷暴力革命和具有思想罪的人。相反，清廷眼见回归的革命者越来越多，反而加大孤立孙中山等革命领袖的力度，迫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坚守革命立场。

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清廷最后十几年就是革命的制造厂。孙中山从最初的革命，一直到后来的十七年坚持，虽然有其自身原因，但总体上说是被逼无奈。在那十七年中，孙中山任何时候都可能回归主流社会，但清廷太小家子气了，太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反对派了。孙中山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廷成全的。假如历史不这样走，假如清廷在1906年预备立宪时大赦天下，在随后成立的资政院中，在“钦定议员”指标中拿出十个专门安排这些革命党，那么事情的结局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清廷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仅不愿宣布大赦天下，反而利用自己宣布进行预备立宪在国际上获取的支持，刻意打压革命势力，大有赶尽杀绝的意思。1908年秋，唐绍仪因中美德三国秘密结盟的事情密访美国，在途经日本的时候，清廷利用日本政府有求于中国的机会，利用日本政府因中国预备立宪对中国产生好感的机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等人，根本不顾及这些革命党人原本就是背井离乡流亡的事实，要将他们从日本这样比较熟悉的流亡地赶走。这其实是很不人道的。从后世眼光看，清廷假如派唐绍仪在日本有意识地与革命党领袖进行秘密接触，听取他们究竟对中国未来抱有什么样的想法，尽量多地寻求双方的共同点，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就转身向西，参与变革了。

清廷没有这样做，反而利用这个机会指使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指使日本政府查封《民报》等一大批革命报刊，有意无意挑拨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孙中山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一系的矛盾冲突，章太炎等人之所以大骂孙中山，其背后多少都有这样的政治背景。

清廷的威逼固然使革命党人内部发生急剧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别无选择只能在反清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尽管这条路因清廷的政治改革不断深入而前途渺茫，但他们这些职业革命家只能如此。当然另外一些人，或者另外一些非职业的革命家，或者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他们面对清廷日趋加深的政治改革，或暗送秋波，或眉来眼去，或向清廷提交专业人士才能提供的投名状。

孙中山、黄兴等人继续革命是一种选择，章太炎、苏曼殊等人准备凭借清廷或高官提供的财政支持向“西天取经”也是一种选择，宋教仁投入精力去研究所谓“间岛问题”与刘师培夫妇后来向两江总督端方“献策”也是一种选择，都有某些特殊目的，都是一种性质很明显的投名状。

在国内经与各方面的接触，特别是何震在南京各地的活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对刘师培的情形已经比较同情，愿意接受刘师培回归主流参与变革。

其实，每一个造反者都有被动的原因和不得已的苦衷，而每一个造反者可能也都随时等待着回归主流。所以端方的大度和安抚很容易感动刘师培这样原本就很柔弱、很感性的读书人，刘师培遂不管不顾于1908年初上书端方，表示愿意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加入政治变革的队伍。

在这封长信中，刘师培先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和家学渊源，介绍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旨趣，承认自己年轻幼稚，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以为这些思想合乎中国思想传统，合乎中外华夷之辨，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嗜读明季佚史，以清军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反清革命思想慢慢积累。

对于自己的反清革命思想的来源，刘师培还强调有《苏报》的影响，有蔡元培等革命党人的影响，有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影响。然而紧接着，刘师培说他到了东京，及至与革命党人朝夕相处之后，始发觉革命党人远不是他们口头所说的那回事。

刘师培在这封写给端方的信中并不是刻意检举揭发革命党人，而是根据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就朝廷政治改革所应该走的路提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国情国体与欧洲及日本都有很大不同。欧洲、日本均由封建制度变为宪政制度。封建之世，地仅弹丸，户籍、税额，都比较容易弄清楚。理财量入为出，用人则以世举贤。故干涉之政易施，而下无隐情。这就是近代东西洋各国之所以能够走上宪政道路的关键。而中国自战国之后，封建之制早就发生根本变化，甚至可以说早就结束了，政治悉偏于放任，以农业为国本，以聚敛为民贼，故以薄赋轻徭为善政。一二牧令之贤者，率以锄抑豪强，子惠黎元，为部民所讴歌。至于历代王朝的末期，则率以横征暴敛等原因，致使民穷财尽，豪杰蜂起，最后天下大乱，宗社为墟。

据此，刘师培强调，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察，自古至今，凡国家之治乱，其关键就看老百姓的苦与乐。而老百姓的苦与乐，又要看老百姓的经济状态。所以现在中国大患，并不在于政治民主之类的空洞口号，关键就看老百姓手里是否有钱，民贫则身苦，身苦则思乱。因此之故，反清革命之说就这样乘机而起。这就是清朝当前的关键与困境。

根据刘师培的分析，他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走出困境，提出了五点建议，以作为回归主流的思想奉献。

1、刘师培建议朝廷应该恢复传统，始终将老百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他指出，大清国原本具有爱民的传统，雍正、乾隆年间重视吏治，提拔、罢免官吏时最看重的一条就是是否将老百姓的事情看得最重。那时，偶有盗案、命案，必详加谳审，以察其情。其时对老百姓的重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然而到了道光末年，魏源看到外国入侵带给中国的问题，遂从王夫之的思想中抽绎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以为国家要政只在兵、食二端。其后又经太平军洪杨之乱，湘军诸将平定东南，更加推崇王夫之、魏源两人的说法，以为国家大事除了练兵、筹饷两件大事外别无他事，老百姓的事情逐渐走出统治者的视野。饷源既增，生民重困。地方官也按照这个思路理政，也不再认为老百姓的事情为事情。现在东南各省，机构林立，非为兵备所资，即为理财而设，很少专门处理老百姓事情的机构。地方长官，吏治混乱不堪，莅民自治，只知道粉饰新政之外表，只知道讨好上峰之耳目，只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获得提升，至于民间疾苦、百姓所思所想，根本不被这些官僚所重视。所以，现在老百姓之苦远过于往昔，而有苦无所哭诉、无所求告的老百姓，更是日有增益。刘师培认为，这是朝廷首先应该关注，应该补救的。

2、刘师培建议要抑制豪强，强调豪民不可纵。刘师培指出，现在的革命党、改良派都有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强调地方自治，以为只有土著之民才有资格管理当地事，可以兴利除弊。其实，这个说法也很有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鱼肉良民、助官为奸者，差不多都是那些劣绅、书吏、胥隶之俦。这些人差不多也都是土著之民，而其为害于民，更甚于那些贪官酷吏。“今若假以自治之权，势必舞弊犯科，武断乡曲，假公益之名，敛贫民之膏血。试观今日之商董、学董，半属昔日之劣绅。”论其兴学，则教育内容并不明了，只知道向政府争学款；论其保商，则实业不兴，只知道向商贾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现在各地发生的民变，多因此辈为非作歹所激起。这些人利用商会、学校之名作护符，若老百姓稍逆其言，官吏稍违其请，则以团体之空名，向商部、学部致电请愿，控告那些稍措其锋者阻挠新政之罪，而官民交受其病。刘师培强调，如果清政府现在还不注意铲除豪强以伸民愤，或者再继续放权，给地方更大自治权，那么很可能使这些豪强如虎添翼，国家长治久安或许更难实现。刘师培的这个建议应该说是看对病，但下错药。地方自治确实使地方豪强有做大的趋势，只是地方自治应该是一条相对比较正确的选择，地方自治怎样做可以讨论，而地方自治的合理性正当性则不应该怀疑。

3、刘师培强调，新政不必在外观上下功夫，要在实质效果上做文章。他指出，今之新党，几乎从来不去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力量，总是碍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以为事事处处均应该无条件效法。不知治有本末，功有缓急。一国之强弱，视其能得人心与否，不在于徒视外观。现在中国欲兴一事，必须巨款。以府库空虚之国，势必征税于民。不知东南各省，以赔款之故，已经竭泽而渔。如果继续增税加赋，势必民怨沸腾，铤而走险。这就是中国不能继续加税加赋的根本原因。如果向外国人借款，则必以利权相抵。试观中国各省，奉天之地，外观之政最为完备，而赋税最重，所借外国人的款项也最多，所失去的权利也是各省之最。其次为湖北，然亦屡借外款。所以今日举行新政，其有益于民者，故宜次第推行。如果只是为了外观好看而进行那些什么改革，除了增加百姓的负担外，毫无意义。所谓新政，决不能办成不是加税加赋以害百姓，就是向外国人借钱而丧失权利。

4、刘师培建议朝廷要继续重视农业。这个理由过去中国人说得很多了，刘师培只是在这里强调一下重申一下而已。

5、刘师培强调要建构向上的社会风气。他指出，现在经济状况比较好些的东南地区，民风日趋于轻浮，一些读书人热衷于捡拾欧洲近代思想之唾余，醉心于功利之说，不以自利为讳言，过分强调生存竞争为天理，以致放肆恣睢，纵欲败俗。举世相习，不以为非。

这五点意见，在过去的研究中，被视为刘师培“献策”，认为刘师培以此向清廷讨好，出谋划策，谋取利益。这是从革命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其实，如果从另一个层面进行分析，我们得承认刘师培的这些看法也有相当的道理，清廷如果真的采纳了他的这五点建议，是否能够使政治得到改善呢？是否能够在革命、保守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呢？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进行观察，其实可以说刘师培的这次思想转变，主要还是因为朝廷主动变革了，像刘师培这一类的人开始向主流社会回归，这既是清廷改革事业的正当性所获得的必然回报，也是革命逐步走向消沉走向危机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并没有什么价值理念在其中。

刘师培在写给端方的信末，还有十条具体建议。概括起来，就是怎样消弭革命，怎样将革命党人的影响降到最低，怎样为中国赢得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刘师培认为，中国革命党人所持理论，不外乎民族主义。而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反清，除了反清，别无其他主义。所以要化解革命带给中国的压力，就要在这一点上做文章，要让人人知道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反清革命的事实，也就在无形中消弭。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正本清源。

对于革命党人的实际运动，刘师培也有一个分析。他认为，中国革命党人的势力，以两广为最盛。其次则湖南、浙江、山西。至于革命党人所利用的力量，刘师培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分析。他指出，中国革命党人在东京者，只有张继、陶成章、谷斯盛、刘揆一、宋教仁几个人稍有势力。至于他们几个人的具体情形，张继于内地党羽较少，唯其居住日本的时间比较长，工于演说，以盛气凌人。陶成章为浙江人，运动会党，百折不挠。全浙会党，均为彼用。谷斯盛为晋人，所行略与陶成章相近，势力遍布晋省，惟谷斯盛做事颇为持重。至于刘揆一，其势力在两湖会匪。宋教仁，其势力在东三省马贼。

谈到革命党人的武器装备，刘师培说，革命党的炸弹，其始均从日本炮兵厂匠人手中私自购买，后来又向长崎的俄国人学习制造技术，但真正掌握了这些技术的人并不多。

在谈到对付革命党人的基本策略时，刘师培建议，只宜使用解散的办法，既往不咎，胁从不咎。对于那些只是因为革命激情而参加革命的，如果严加打击，其效果则是进一步坚定其革命信念，这样于国家前途至为不利。

刘师培向端方向清廷献策怎样对付革命党，从革命党尤其是辛亥革命后胜利者的立场上说当然是一件很难容忍的事情，不过如果从19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进行观察，从清政府的立场进行观察，从政治变革的主流社会情形进行观察，是否真的就毫无意义呢？流血的革命毕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和平的变革毕竟对人民更有利，刘师培为什么就没有放弃革命，回归主流社会的权利呢？为什么一定要求他革命到底呢？

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带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革命者流血牺牲的结果，如果没有清政府主导的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立宪党人的坚持和反叛，凭借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边境一带继续发动暴力攻击，说句实在话，真的不知道革命的希望在哪里。

而且，立宪党人的主要来源，其实除了国内民族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实业家、中产阶级外，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先前对清政府拖延改革、拒绝改革而不满的一批具有革命情绪的人。这一点正如辛亥革命参加者梁漱溟所说的那样，当革命与改良论战后，当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开始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选择了朝廷，选择了改良，选择最便捷的道路，于是许多并不那么坚定的革命者自动地毫无痕迹地转为改良主义者，这一点转变在这些人思想上没有任何纠结，更没有刘师培式的痛苦、不安与自责。